续建通天塔，激发新文学，是“大诗”的任务。“通天塔”源于摩西《旧约》，人类原本说着共同的语言，他们准备建立一座通天塔，上帝知道后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于是人们就说着不同的语言，无法畅通交谈。其中“通天塔”是新时代诗歌的大方向，其中也蕴含着“语言”这一元素，大诗的任务的希望通过续建诗歌文学的通天塔，让人类可以通过诗歌自由沟通。在新时代的体系建构中，我们要续建通天塔，就要小心被“语言”的再度冲击。正如曹谁在“曹伊之争”中的倡导的，“诗不能到语言为止！诗歌就是隐喻！”大诗注重“真”，忌滥情、滥理、滥修辞，不要刻意追求某种格式体，而要做到“随物赋行”。在新时代下，大诗主义正在遭受着浮躁的冲击，远离了“真”，远离了“纯”。“大诗”要求的是个体生命都能够表达出从内而外的真正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体验，从而给普世传递一种美的享受、爱的能量。其次，“大诗”要做到“随物赋形”，就要做到“变”。大文本忌讳形式体，大文学忌讳固定的形式，所谓固定的形式只不过是后人在不能理解前人的内涵的情况下，创造的一种为研究前人的模式。真正的“大诗”都是脱离其束缚的，做到“真”，做到“变”。此外，要达到“大诗”的境界还应堤防“小诗”主义的作祟，即视角站位小或为小部分人的利益集团服务的具化。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能持大诗之长矛，通天塔之尖顶。

所谓“大诗”，是个体生命内在系统与外部秩序相统一的超然状态，是直逼生命本质的、结合世间万物的一种精神。从古代的儒、释、道精神到魏晋风骨，从印欧、中东诗史到汉语诗的部分精华，大诗精神的内核始终没有改变。曹谁和西原、西棣在对“大诗主义”的构想中说：“我们的世界由一种巨大的宇宙精神贯穿其中，这种精神跟我们的内心息息相关，我们要在内心发现那个伟大的秩序或道，我们由此才能理解这个世界，这就是诗中的内容之‘大'”谢冕说：“有大胸怀、大境界、大气魄的‘大诗'。伟大的诗人不会陶醉于自我抚摸而远离人间的大悲哀、大欢乐。”我说：“大诗”是经得住时空流转的，是以大视角觉察小世界的体现，是能够激发个体生命内在需求的，是个体生命内在魅力的外化。“大诗”是得到许多人理解，将个体生命力汇聚成磅礴的、强烈的群体生命力的诗歌。“大诗”也必将得到许多人理解，将个体生命力汇聚成磅礴的、强烈的群体生命力的运动。

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内外一体是“大诗”的体现。正如我在前文所言，“大诗”是个体生命内在系统与外部秩序相统一的超然状态，是直逼生命本质的、结合世间万物的一种精神。要做到天人合一就要探寻并结合天道和人道，将人道融入到天道中。真正能够觉察事物的本质属性，发现事物的自然规律与法则，探寻生命的本质，不断深化逼近古希腊人在阿波罗神庙的门柱上刻下的“认识你自己”。物我两忘是我们所追寻的一种状态，即格物革心，只停留在自然属性上，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这也是“美学”的核心内涵。我们要学会用自然的巨大力量指引我们写诗，而不是用个体生命去引导自然。以此我们方能成为自己的“王”，诗界的“王”。只有当我们内在系统与外部秩序达到相统一的超然状态，那么我们的力量将会是无穷的。

探寻生命，促膝民间，仰望乾坤，是“大诗”的重点。既然有“大“诗，就也有“小”诗，有人说“小”诗，见于日常的生活，细微的觉察，“大”诗何尝不是如何呢？“大”诗相交与“小”诗之所以称为大，并不是因为其呈现的实体不一样，而是其呈现的内涵不一样，它们都源自日常的细微生活，以及深植民间的深厚情怀，而“大”诗，能够展现出大精神、大气概、大情怀，能够以小见大，如果说“小”诗是爱的精神，那么“大”诗是一种“大爱”的精神。 无一例外，大诗都是从日常的小处着手，借以表现大的意涵，激发人们的共鸣，给人们带来内在情感体验。稀罕、神秘之物固然也能够激起人们的兴趣，但是其给个体生命带来的情感体验甚微，故不足以惊妙、恒久。此外，“大”诗的重点更在于其呈现的深厚内涵，其呈现的那种关乎生命的“大爱”。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是这样描述的：“是的，爱，但不是那种爱，即因为什么东西，为了什么目的，或者因为什么缘故而爱，而是这种爱，即当我临死时，我看见了我的敌人却仍然爱他的时候我第一次所体验到的爱。”这不是我们平常所言的爱，而是一种关乎生命的大爱。所以，大诗须是肩负起整个社会道义担当的，体现生命本质、生活百态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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