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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道：

“诗歌使用文学的与散文不同。”

在诗词里，词语本身是由艺术行为创造出来的客体。如果将那些自身存在着、没有隐蔽的指代的事物看作不透明的，那么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诗歌是不透明的。诗歌里的词语并未失去其作为词语的意义，并不只是些音符，因为：

“只有意义才能赋予词以语言一致性。”

但在诗歌的范围内，我们最关心是的作为语言的词语，而不是像在散文或日常谈话的语境中那样，关心词语关涉什么，或者它们通常指代什么，因为：

“对于诗人来说，语言是外部世界的一种结构。”

诗人可能在表达自己的情感，然而当他从事这一工作时，却将情感以文学的形式放到了词语之中：词语成了经过变形的感情。因此，词语与它所表达的情感之间建立起一种双重的相互关系：彼此既神奇地相似，又是“能指”与“所指”关系。

（能指”与“所指”是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概念，“能指”是语言的音象，即语言的表现形式。例如我们听到语音“雪”，就是“能指”。这一语音在我们头脑中唤起“雪”的诸如形状、颜色、温度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所指”。）

具体阐释可以参看我之前的回答：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西方20世纪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一般地说，用于韵文的词语其情况便是如此。它们不是标志着实在，而是在变异实在。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实在的碎片也即以文学的形式包含在词语之中。

随着这种变异的发行，就出现了一种有着奇妙的秩序的事物：尽管诗歌是由词语构成的，但它们却只是事物，而不是关涉着事物。诗人选择了诗的态度：“即把词看作物，而不是符号”。这样，诗人也是成了改革者和创造者。

相反地，在散文中，词语具有透明性，它们可以将我们推向一个超乎其外的实在领域，萨特说：

“词首先不是客体，而是客体名称。”

我们将这些词认作是没有自身本质的事物，并运用它们去从事物解。基于此，萨特认为诗和散文之间并不存在通常想象的那么多的共同之处，他说：

“这两个写作行为的共同点仅是画出字母的运动而已。”

在文学活动中，散文和诗歌的功用也有所不同：对诗人来说，如果他“介入”（萨特提出的著名的文艺思想，即主张作家、艺术家以文艺为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了，那就是以错误的使用了词语，因为：

“散文是符号的王国，而诗歌却是站在绘画、雕塑、音乐这一边的。”

人们不可能画出意义，不可以能把意义谱成音乐，因此不能要求画家和音乐家介入：

“要求诗人介入委实愚不可及。”

而对散文作家来说，正是他使用词语的使得他除了介入以外别无他途。萨特认为“作家是与意义打交道的。”，作家是在使用词语，并凭借词语从事各种工作：

“作家是一个说话者：他指定、证明、命令、拒绝、质问、请求、辱骂、说服、暗示。”

在散文中，词语不是事物，而是行动：

“任何东西一旦被人叫出名字，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无邪性质。”

因为我们在给某人的行为命名时首先是说出那个人的行为，而且因为那种命名是有其他人在场的，所以那个人就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被许多人看见。这样一来，那个人就不能将其行为再继续下去，他所处的状况也就由于命名而发生了变化。

比如，一个小偷在大街上正在偷钱包，我们要阻止他，首先就会喊到：不准你偷东西或类似揭露他“偷东西”这一行为的话语，如此，他就会意识到人们都会知道他在“偷东西”而不得不终止这一行为。

所以萨特认为：

“散文作者是选择了某种次要行动的人，他的行动可以称之为通过揭露而行动。”

因为揭露就是改变，依萨特看来：

“作家选择了揭露世界，特别是向其他人揭露人，以便其他人面对裸向他们呈现的客体负起他们的全部责任。”

甚至，他认为沉默也可以是一种谈话、揭示和行动的

“沉默本身也是相对于词语确定自身的。”，所以说“人们不是因为选择说出某些事情，而是因为选择用某种说出这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

既然说话、写作是一种行为，作家通过写作揭露并因而改变某一种处境，他在这种处境中就不再是被动的，而写作则作为：

“一个坚毅的意志、一种选择”、成为作家的“生存在这项总体事业。”02 为什么写作

对有的人来说，其理由可能是逃避也可能是征服，但写作并不是达到这些目的的唯一，其却偏偏选择了写作，萨特对此解释说：

文章来源：《戏剧文学》 网址: http://www.xjwxzz.cn/zonghexinwen/2022/1207/5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