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究竟在召唤什么呢：

“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

这就涉及到了艺术欣赏以及艺术作品独立存在的特征。艺术欣赏不是被动的，必须有审美主体自发的积极性才能实现。欣赏者的想象不仅有调节功能，还有构成功能，他能越过艺术家留下的痕迹重组美的客体，审美意识的特点正在于它是通过介入、通过创作者和观赏者的相互交流而形成的信任。作家要求于读者的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

“把整个身心都奉献出来，带着他的，他的成见，他的同情心，他的秉赋，以及他的价值体系。”，“因此，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

创作者通过有限的创作对象实现其完整地把握世界的目的。萨特认为：

“每幅画、每本书都是对存在的整体的一种挽回，它们都把这一整体提供给观众的自由。”

由于创作者创造的东西只有在观众眼里才能取得客观的现实性，所以这种挽回是通过观赏活动得到认可的。

萨特更进一步指出，作家和所有其他艺术家一样，其作品成功的标志是使他的读者产生审美愉悦。创作者因为他的创作而喜悦，这种喜悦是与欣赏者的审美意识融为一体的。

审美意识首先是对一项价值的辨认。这里所说的价值不是通常所说的作为本质或概念意义上的价值，在萨特那里，价值的唯一根据在于自由，人们在自已的自由中选择价值或价值标准，除此而外没有任何东西保证价值的正当性。

价值是对人的自由的要求和召唤，并且是自由的本来目的，所以萨特宣称：

“艺术品是价值，因为它是召唤。”

萨特认为作者向读者的自由复出召唤，把读者的自由作为他作品存在的条件；同时，作品又不应把读者拽入某种情感，产生与读者的自由疏远的梦幻般的世界。情感最终应出自读者的自由，并“以自由为永恒的根据。”

对艺术作品来说，萨特主张创作者不应诉诸自由以外的东西，比如诉诸情感。这就产生了艺术品的“纯粹提供”的性质；从读者来看，有必要驱除疏远自身自由的东西，从中解脱出来。因此为了欣赏美，“读者应该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

萨特虽不主张作家诉诸情感，但并不是否定情感伴随着审美对象的创造。他认为：“人们是用感情来重新创造审美对象的。”只是情感在此是以自由为根据的。

读者之所以相信书中所讲的故事是因为他在自由中承认它。基于这种自由的承认伴随着的感情并不是被对象所支配的：

“这些感情不但不吞没或掩盖我的自由，它们反而是我的自由为向自身显示而选择的各种。”

因此，萨特主张：

“阅读是一场自由的梦……任何奴役他的读者们的企图都威胁着作家的艺术本身。”

他认为，作家不应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因为读者不是被动接受的奴隶。作家作为自由人不应为奴隶写作而应该为自由人写作。为奴隶写作的人最终被别人的沉默封住了嘴。这就涉及到写作与社会的关系。

萨特感到写作的自由包含在政治的自由之中：

“散文艺术与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制度下散文艺术才保有一个意义。”

当受到威胁时，散文艺术同样也受到威胁。写作也是一种要求自由的。因此，作家一旦选择了写作：

“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作家无可逃避，他就是处境中自由的人，对自由选择的行为负有道德的责任，他的言语和沉默都有一种份量。萨特认为：这就是文学的社会功能。

这个问题就引出了萨特对“为谁写作”的讨论。

03 为谁写作

作家原则上是面向所有人的，但这只是理想状况。萨特认为，精神产品总是暗示性的，因为“语言是省略。”作者能说出的东西毕竟有限，他永远不可能说出一切。

但是，处于同一时代的读者和作者经历了同样的事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萨特说：

“读者位于完全无知与无所不知之间，他有一定的知识，这些知识随时都在变化，足以向他显示他的历史性。”

作者们同样也有历史性。所以，作家能够借助于习俗和现成的价值，作者与读者共有的整个世界，利用读者知道的事情把他还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他，向读者揭示这个世界中的异化、处境、历史、从而改变它或保存它。因此萨特认为：

“写作和阅读是同一历史事实的两个方面。”

萨特主张用人的处境来解释作品，把写作看成对人类整体处境的自由超越。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在书中以美国黑人作家查理·赖特（代表作《土生子》）为例说明这一观点。这位作家的种族和出身决定了他只能描写黑人或从黑人眼里看出来的白人。他的每部书都表明了黑色人种在美国社会内部的异化。他的读者群也不是普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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